一个团结、进步的大会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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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个团结、进步的大会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民革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王昆仑致开幕词;朱蕴山作《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我作关于修改民革章程的报告;陈此生致闭幕词。

大会选举产生了丁毅忱等一百四十五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王岳等五十一人为候补中委;通过了章程和决议。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朱蕴山为主席;王昆仑、陈此生、刘斐、屈武、朱学范、裴昌会、李世璋、刘仲容、钱昌照、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贾亦斌为副主席;甘祠森兼秘书长;王昆仑等四十一人为常委。

这次会议同上次代表大会相隔达二十一年之久,是民革同志饱受了各种不幸遭遇后的第一个盛会。大家欢聚一堂共议恢复民革工作大计,无不额手称庆。会场上对我们民革还能举行这样的大会普遍流露着喜出望外的心情。不少同志久别重逢,互相拥抱、祝贺、勉励,有的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民革中央机关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迁回原址办公的。迁回之后,我们临时领导小组多次讨论了五全大会的筹备工作,特别是人事安排问题。当时是以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首要任务。因此,在拟定代表名单定中委、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时均围绕这一首要任务进行。一切从团结出发,不限年龄。原中委、候补中委一律保留;有一定代表性的尽可能增补。所以五全大会中委、候补中委人数达到一百九十六人,比四全大会增加二十一人,是一至五届人数最多的一次。在代表性上则与一至四届无法相比了。在讨论时有人强调:现在有代表性的人士很少了,有的老同志起不了床,但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就能起影响作用。这个说法是否妥当,姑且勿论,但当时在人事安排上却果真有这种倾向。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从现在来看,如果当时就有年轻化的考虑,在人事安排上紧凑一些,那末,今天新老交替便会顺利得多。天道好还,事物的确是在不断重复中前进的。

这次大会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与会同志都以感激共产党的心情,把民革工作同新时期的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即发展生产力挂上了钩。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成员和联系人士爱国报国的热忱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使民革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走向了为四化服务的广阔天地。

同时,这次大会又是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不久之后举行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首先对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民革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可以显示力量,发挥优势。

特别是,民革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在这极其不平凡的二十一年里又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随着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革已经成为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从政治上提高了民革及其成员的地位,为此,与会同志尤感振奋。有人激动地对我谈起,他长期接受改造,认为今生今世休想改造好了,不料今天果然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有的谈起二十一年来,他战战兢兢地过日子,现在一下子见到了光明的前景。这种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出自内心的拥护和感激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中共统战政策的伟大胜利。我不禁想起李济深生前最后一次谈话中曾着重指出,我们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现在果真如他所言,从而令我更加缅怀李济深、何香凝等老领导人选择并引导民革走这条道路所做的艰苦工作。

大会指出民革今后的几项主要工作是:1.推动成员及所联系人士,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努力做好岗位工作和其他工作;协助党和政府,从各方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充分发挥民革的作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3.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引下,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协助中共和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共同搞好国家大事。4.推动和帮助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事政治,结合为四化服务的实践,继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5.坚持拥护我国的外交路线,积极参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在讨论中不少同志兴奋地说,过去,谁有专长谁是“臭老九”,谁的社会关系最多,谁的包袱最重,现在这两项都成为开展民革工作的优势。虽然年华蹉跎,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要更好工作,发挥余热,报效祖国。有人认为学习固然重要,但不必再提“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了。但马上有人站出来说道,周总理生前教导我们“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总理最关心我们,他的话不能不听。这次会议给大家上了异常生动的一课,从而信心倍增,保证了民革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大会即将圆满闭幕之前,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邓颖超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八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接见后,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招待会。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们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我们热忱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事情办好。”[注1]

与会同志受到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无不振奋万分。这次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而且成为民革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里程碑。

十一月一日,主席、副主席办公会议推选陈此生为常务副主席。十二月十五日,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我兼任组织部长。当时组织部有二大任务,在甘祠森、吴茂荪的帮助下,一方面各地组织很快就恢复了工作,另一方面处理了大量的落实政策工作。同时,在陈此生、王昆仑、聂轰的努力下,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民革中央机关报《团结报》恢复公开出版,刊出了刘斐的文章《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向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实现了李济深等领导人为办报向台湾方面宣传的夙愿。

一月十八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梅龚彬的追悼会,由乌兰夫主持,刘宁一致悼词。梅在“文革”中受迫害,不幸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逝世。中共中央为梅龚彬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想起我们一起筹建民革,梅是李济深的得力助手、工作做得最多的同志之一,他善于团结同志,尊重别人。他的逝世实在是民革事业的巨大损失。于公于私,我悲痛之极,难受了好几天。

当时,组织部对委员和干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度较快,一般说,政治上的平反较为顺利,回京户口、工作和子女等问题拖了一些时日,但也大体获得解决。接着又受理广大成员的申诉。个别成员由于工作调动,原单位撤销等原因,无人过问。为此有的民革地方组织派人走遍了好几个省市,几十个单位,终于查清了问题,在当地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使政策得到了落实。这种事例很动人,对激励成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起了较大的作用。

至于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由于文件精神比较明确,一般很快都得到了解决。难度较大,最后解决的是黄绍竑的问题。我曾请甘祠森秘书长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和有关同志多次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章伯钧、罗隆基、黄绍竑是当年最大的三名极右分子,现章、罗尚未纠正,黄的问题亦宜等一等再看,同时黄加入民革时就有争议,更应慎重;另一种则认为,不管该不该纠正,我们有责任对他进行复查。吴茂荪与我听过李济深对黄绍竑的看法,所以都同意进行复查。大家认为,朱蕴山、刘斐、刘仲容三人最知情,决定由甘祠森、吴茂荪和我分别征求他们三人以及其他知情人士的意见。

一天,我去朱蕴山家,朱说:“我老了,记不清楚了。”于是我到新街口外大街四号看望刘斐,当时他患食道炎很少出门。谈起黄的问题,他认为“当年季宽(黄绍竑)随团来京时对和谈抱有较大的希望”。“我和他到香港后,组织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贺耀祖、龙云、李默庵、李觉、覃异之、杨玉清等四十四人一道起义回京。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关心的……”并说“还可以问问刘仲容”。

不久,我与吴茂荪遇到刘仲容。刘认为:“黄还是爱国的。当年随团来京和谈,黄曾以《感时》为题填词两首,给不少人看过,如‘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写北京春意盎然,南京一片荒凉景象;又如‘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恳切希望李宗仁不要三心二意,要以民意为重,在和谈协定上签字。”刘说:“后来季宽兄奉命回京,即把这两首诗,送给德公(李宗仁)阅览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新闻报》第一版发表了这两首诗,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过了几天,刘仲容亲笔抄录黄的两首词寄给我。

感 时

调寄好事近

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满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帆风送,报燕云消息。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着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些时为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读后果然有期待“新月”(新中国)“几时圆”的爱国心情。于是就把这两首词送给甘、吴两人看。他们表示这些都已经知道了,并说,他们问过一九五六年与黄一起赴上海视察的许闻天和秘书张子伊。许认为黄在视察中并无右派言行。张说,黄回京后的视察报告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希望早日颁发民法、刑法》文章都是他起的草。起草时所举的例子都是根据地方司法部门的报告上摘录的,说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是冤枉的。至于到提篮桥监狱,是当时给安排的视察节目,有韩幽桐、许闻天、安若定等七、八个代表和委员一起去的。当时参加该项视察的代表都认为吴艺是女学生,构不成犯罪,所以黄在视察报告中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进去。

至此,黄的材料已经复查核实,但章、罗迄未改正,仍有人主张再等一等。刘斐、刘仲容亲自到民革中央机关,极力主张给黄绍锜改正。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有关方面支持下,龙云、陈铭枢、黄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得到改正。由于三人已故,甘祠森代表民革中央向他们在京的亲属正式宣布改正决定。

回想反右时,民革是“重灾区”之一,想不到在落实政策中,全部得到了改正,全体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宽大为怀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很多民革同志反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做到这点,我看这话是对落实统战政策工作最好的评价和总结。

落实政策不仅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且也保证了我们恢复民革工作的顺利进行,调动了广大成员和联系人士的积极性,与全国人民一道,为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作出新贡献。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四日,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增选我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政协第二、三、四次会议先后增选王昆仑、钱昌照、刘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甘祠森、吴茂荪到我家来祝贺,谈起让我主持民革五届二中全会。又说,一九六○年四届二中全会增选孙慰如、但懋辛、李澄之、侯镜如为中央常委,现孙、但、李三位已故,这次会议宜增选侯为副主席。我们鉴于朱蕴山、陈此生、刘仲容先后逝世,拟清王昆仑继任主席;副主席缺三位,除补侯老外,还缺两人是否要补?我说:“临时物色,不知底细,慎重为上。不如从常委中排排队,选择代表性较大的同志。”经我们三人初步商量,提出孙越崎、赵祖康,并由吴茂荪分别征求王昆仑等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主持了五届二中全会,会上,王昆仑当选为主席;增选侯镜如、孙越崎、赵祖康为副主席;增选方少逸、沈求我、陈铭德、黄启汉、黄逖非为常务委员;递补十六名中央委员。会议还一致通过五届中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这次全会的政治决议,并由我致闭幕词。

 

注释:

1.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历史道路》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