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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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一九七九年五全大会以后,各地民革组织相继恢复活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积极响应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的号召,广大成员除在岗位工作上作出新贡献外,不少不在职的成员和联系人士,虽有报国之心,仍无报国之门。这时,杭州长征业校、北京中山业校、苏州中山业校等先后办了起来。一九八○年全国工作会议抓住这个好兆头,肯定了民革为四化建设服务中,办学是率先开拓的一个新的领域。会后各地民革的办学事业,顿时象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到一九八二年底,仅两年时间,据汇报材料称:由民革单独创办和同其他方面联合创办的各类业余学校计六十九所,其中单独办的有四十七所,在校学员达四万六千余人。除规模较大、历史较长的北京中山业校、杭州长征业校,苏州中山业校外,天津、保定、大同、上海、南京、镇江、扬州、徐州、宁波、温州、南昌、济南、新乡、桂林、梧州、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银川等城市的民革组织也兴办了业余补习学校。在校人数由数十人、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

一九八七年二月,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到目前为止,各地组织和成员办起了二百七十四所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业余学校,现有学员二十多万人,已经结业的有五十多万人,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和社会的好评。”

民革办学引起了我的兴趣。十年来,我到过很多地方调查办学的情况。民革办学基本上都一无经费、二无校舍、三无编制、白手起家,教师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一九八三年我到杭州,在何志斌、杨吾冰等同志的陪同下,到长征业校,见到了俞国桢、胡耀、张革等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说:“十年浩劫,青年中约有一亿二千万人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还有许多‘有文凭而无实学’,所以我们决定开拓人才,将报国赤忱融于民革办学中去。”

杭州长征业校是一九八○年七月创办的,由贾亦斌帮助他们筹借了五千元经费办起来的,在这些老人们的努力下,办成了民革系统中最大的业余补习学校之一。

苏州中山业校校长陆天原在北京工作,现任苏州民革副主委,我与他比较熟悉。他说:“退休的民革成员基本上是原军政人员或机关干部,这是民革的组织路线和在机关发展决定的。这些人有两个特点:一是不甘于安逸地渡过晚年,愿意在有生之年多做些事情;二是他们虽不一定都教过书,但有组织能力和管理特长。这两点是民革办学所以不比其他知识分子类型的民主党派逊色的主要原因。”

从实践中使我认识到,民革办学是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需要,也符合社会各方面人员业余进修的要求。它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几乎凡有民革组织的地方都有办学事业,有的地方还办有好几个业余补习学校。它对扭转社会上对民革的观念也有一定作用。

同时也听到反映:“民革主要是搞党派工作,任务很重,不能专搞办学。”我对此意见认为值得重视。但在开办伊始,民革组织必须大力支持,等到发展壮大了再逐步让成员或联系人士独立自主地去办,民革从旁协助,并进行监督检查。甘祠森积极支持我的意见,在《团结报》上发表了《关于办学工作的一封信》,信中说:“民革提倡办学,主要是为成员和联系人士开辟一个为四化服务的园地。民革工作任务很多,不仅没有余力投入办学,这样做也不符合办学的方针。民革组织对成员和联系人士办学,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做帮助、检查、监督的工作。在筹办的时候,可以做些组织和联系的工作。”[注1]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焦琦的亲自帮助下,民革中委颜明宜协助街道创办的北京长城手工艺品厂,为外国旅游者生产精致的针线包,为国家换取了外汇,为街道解决了一批待业女青年的就业问题。这种一举三得的好事,民革中央和北京市委会曾一再向各地组织推广。截至一九八四年底,共推动成员集体或个人兴办企业三十多个。以后有些这方面的人士参加民革,数量才多了一些。

我很早就看到社会上为四化服务的劲头很足,呈现兴旺发达之势,曾想民革如何在这方面出点力。经与有关同志商议,提出过创办“中山大厦”和“中山经济服务中心”,与外单位联系合作,与外商联系投资。经过很大努力,成功希望十分渺茫。在那个时候,我就感到民革搞经济实体确有困难。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为贯彻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民革举行了历时八天的全国工作经验交流会,我与侯镜如分别作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讲了话,他说:“形势的发展向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统战工作是服从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当前就是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服务。”[注2]

会议充分反映了民革在为四化服务方面有优势、有潜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年来,不少同志立足本职,胸怀祖国,在自己岗位工作中,分别为抗生素研究、甘蔗渣造纸、蛇毒研究等各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民革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次会议收获很大,其中有四点值得一提:

1.当时,民革有一批离、退休的老成员,他们离开了工作岗位,使不在职的成员和联系人士的人数续有增加,为了发挥他们的余热,我们提出了“面向社会,进行智力开发,这是我们民革适应新时期需要而开拓的新领域,它为民革拥有一部分智力直接服务于四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大提高了成员和联系人士的积极性,特别是不在职的民革同志,继办学之后,又在书画社、誊印社、翻译服务社、医院、托儿所、歌舞团、京剧组、电影剧组等社会服务事业方面广开了门路。其中,特别是书画社最活跃,截至一九八一年二月全国代表会议止,各地组织已组织了四十多个书画社,曾配合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建国三十五周年等各项重大政治活动,举办了书画展。有的书画社还到香港、美国等地展出,有的民革同志亲自到香港举办书画展,起了较大的影响。

2.智力支边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特别是年已耄耋的孙越崎、赵祖康副主席,带头支边,亲赴内蒙等地,分别就煤、钢、电联营和城市建设等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得到中共和国家的重视,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民革在智力支边上也很有人才,他们不辞辛苦为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3.四化工作的开展过程同时也是一项很好的参政议政。例如钱昌照副主席以八旬高龄亲自到海南岛考察,提出了开发海南岛的建议;孙越崎副主席以九十高龄提出了有关三峡水利工程的论证等,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我也就中国电信事业的开发提出了一些建议,也得到中共和国家的鼓励。此外,我经常收到各地民革同志的来信,如顾毓瑔、徐国懋等同志多次在经济和金融事业上提出积极性的建议,以及其他同志的建议,我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不少也都得到中共和国家的重视。

4很早以前我提出成立“中山经济服务中心”,就有若搞不成经济实体即搞经济咨询服务的意思,但这项工作在我们民革开展得晚。据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工作经验交流会统计,有医疗、教育、外文、金融、会计、法律、科技等几十个项目,但规模都不大。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很有前途。至于如何进一步开展起来,我从两个方面得到了启发:一个是,对外开放和对台形势越来越好,我与很多“三胞”,特别是台商来京的会晤中,感到他们迫切希望与大陆做生意;另一个是,在会上看到各地民革特别是广东、上海、福建等沿海城市的民革成员联系引进的或基本落实的引进项目有七十七个,包括资金和设备技术在内,总值达三亿多美元。我就想到,民革的为四化建设服务工作和祖国统一工作,似可结合。开展咨询服务就可以把民革的中心和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贾亦斌更有系统的想法和实际的行动。特别是中共和国家宣布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以后,民革中央专派李赣骝、吴京赴福州召开工作座谈会,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出力;一九八五年五月,民革中央又在青岛召开为四化建设服务座谈会。形势逼人。经贾亦斌等执行局同志的努力,终于在一九八七年四月五日,通和咨询服务中心宣告成立。这个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服务的咨询服务中心,由孙越崎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有:吴京、徐国懋、袁晓园、方少逸、张克明、杨纪琬,吴京兼总经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通和”将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地方组织也办了一百多个咨询服务机构。

在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革中央早有办出版社的想法,但由于当时的某些原因,此事一直搁置下来了。1986年蔡义江同志调中央工作后,便积极筹备,提出办社的申请,到1987年时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当时国内基本处于不批准新办出版社的形势,我想到创办出版社对民革工作、祖国统一工作、统战工作是会有促进作用的。因此,我亲笔写信给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建议考虑民革办出版社的特殊请求,能够批准成立。在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心下,终于批准成立了民革中央直接领导的团结出版社。1987年12月25日我与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团结出版社的成立大会。

总之,民革在响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的号召,态度是积极的,成绩是显著的。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办学阶段,为民革的四化工作起了开路的作用。一九八○年以来,结业学生总数达到七十余万,在校学生二十余万,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培训了这么多的人才,使民革同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对民革的四化工作的促进很大。

2.面向社会,广开门路的阶段,支边、书画社等各显神通,广泛地调动了民革成员和联系人士的积极性,并使民革成员离、退休后老有所用,精神有所寄托,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是有利的。

3.咨询服务是后来居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民革在这方面的优势终于显示了出来,成为民革四化工作的重点。几年来接待了不少外商、台商,生意不成交情在,为对外、对台联谊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民革工作任务很重,尚需加强领导,巩固成绩,开拓前进。

 

注释:

1.见1982年1月16日《团结报》。

2.见1984年12月29日《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