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影响深远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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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国两制”影响深远

一九七九年元旦,一早听到广播,中午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人大常委会的《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告,它将在改变海峡两岸的对峙局面上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下午,王昆仑、陈此生、屈武和我等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座谈会由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他说:“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但仍要做许多工作。”[注1]

这天,刘斐请假。会后,我偕陈此生去看他。当时刘身体已不好,冬天很少出门。我们在他家楼上卧室见面,将座谈会的情况向他作了传达。谈到邓小平所说:“一九七九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有三个特点:第一,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今天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第三,今天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注2]

刘斐说:“今天停止了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必将得到对方相应地停止炮击厦门。台湾海峡从此出现平静、祥和气氛,这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值得纪念的一天。”又说:“今天给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极大的震动。这一天会在他们心中种下致力于祖国统一的种子,尽管仍有阻力,仍有疑虑,但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每一个炎黄子孙不能不从各自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只要时机成熟都会为此圣业出力的。”刘斐对祖国和平统一很有信心。我们互相交换意见之后一致认为:《告台湾同胞书》起着总动员的作用,不但动员大陆人民,而且也动员着海峡彼岸的同胞,真所谓祖国统一人人有责,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民革上下都认为,由于民革与国民党的历史渊源,能够从中斡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促进和平统一祖国发挥作用。但当时不少人心有余悸,“谈台色变”,不敢与合湾亲友进行联系。五全大会以后,贾亦斌调到中央工作,兼任对台工作委员会(后改为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贾在来京后的二年时间内,奔波于祖国各地,走遍了所有民革省级组织和部分市级组织,举行座谈,调查研究,并多次做有关台湾当前形势和民革工作的报告,达到了增强信心,消除顾虑的目的,推动了对台工作的开展。后来贾调任执行局主任,张克明继任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林上元、张子伊、韦大卫任副主任。贾仍亲自领导祖统工作。

一九八○年一月,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八十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注3]接着,全国政协发表了《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

在中共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影响下,港澳和海外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后代相继回来。一九八○年十月,郑洞国、贾亦斌等在民革中央机关接待美籍人士、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夫妇。席间,蔡氏夫妇谈到,一九四六年春,蔡曾在北平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兼参谋长。他说:“民革中央机关当年原是空军俱乐部,我们夫妇常来此跳舞,今日旧地重游,深有感触。”十一月,我和王昆仑、刘斐、屈武、钱昌照、郑洞国、吴茂荪、贾亦斌等宴请李宗仁的儿子李幼邻。一九八一年四月,屈武、钱昌照、郑洞国、甘祠森、吴茂荪等宴请了前国民党第五补给区中将司令耿幼麟夫妇,并对他回国定居给予关怀,以后耿多次参加了民革活动。

这些知名人士回来探亲、访友、定居,都与民革领导人广泛接触,对祖国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深为赞赏,并愿为统一大业尽一份炎黄子孙的心意。在接待过程中,大家感到民革开展对台工作是有条件的,从而增强了信心。

一九八一年夏季,民革的对台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不少民革成员和联系人士学习了政策,消除了余悸,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台湾亲人,台湾方面也有不少去台人员想方设法寻找留在大陆的亲人。一股寻亲热兴起之后,民革组织和成员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有的利用海外关系为台属寻找台湾亲人、传递邮件等。有的受海外亲人委托代去台人员寻找大陆亲人。我曾听南京民革同志汇报,有位扬州民革成员为去台人员寻找大陆亲人的事迹:有一次他收到一封来信提到的唯一线索,只知三十年前他们曾在扬州某地住过。经他走访老邻居,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位去台人员的两个儿子,使他们父子通上了信。又一次,另一位去台人员来信只知他的亲人住在某县某镇,没有具体地址。这位民革同志即去信该地公社,请户籍人员代寻,没有查到;最后他寄信给当地邮局,才找到了这位去台人员的哥哥。这类感人的事例很多,不仅民革如此,据我所知,各地邮局也为去台人员寻找大陆亲人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投递员为了投一封台湾来信曾走访几十户乃至上百户人家。

随着互寻亲友工作的展开,知道亲友下落之后,便自行设法或要求我们协助转信,有的地方组织在海外设立了转信站,造成了间接通邮的局面。通信之后,又掀起了赴香港或其他地区会亲的热潮。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和一些地方组织在协助他们办理出境手续上也做了不少工作。

在促进两岸通邮上我与有关同志作出过努力。一九八○年底,邮电学院副教授沈鑫偕邮总顾问李雄来看我。一九四九年通邮谈判时,他俩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现在都是民革成员,表示愿为促进通邮做些工作。他们认为,当前两岸不少人已经寻到亲人下落,今后还会越来越多;下一步就是迫切需要通邮,通邮可以成为“三通”的突破口。李雄还拿出一封信来,信上说台湾退休老邮务人员成立了退休人员联谊社,可以通过该社促进通邮事宜。沈、李都希望我以老邮电部长身份推动这件事情。我即与邻居成安玉,当时的邮电部副部长商量,他一口表示同意,并推荐邮总顾问苏幼农一起参加研讨。苏、成两人都是一九四九年通邮谈判时共产党方面的代表。鉴于苏也是民革成员,所以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民革中央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对台通邮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我和苏、成、沈、李五人外,还有全国总工会历史研究室副主任陆象贤(他曾在台湾任邮务工会理事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局长马正信、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张克明、傅学文、张子伊等十二人。会上反映一些有关台湾邮务同仁的情况以及他们对通邮的态度。有人还提出,通航要涉及人员往来,通商要涉及货物交换,通邮只是把间接改为直接,可以节省双方邮资,容易获得台湾当局的允许。

四月四日召开第二次通邮座谈会,除原有人员外,我邀请邮电部副部长阎晓峰、邮政总局副局长王冠杰、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忠恕、全国邮电工会副主席杨道新、民革成员宗之发等十四人参加,作进一步研讨。

七月七日,第三次座谈会又增加迟正德、李国栋及台湾邮务工会王宜声的妹妹邹莲,民革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甘祠森也参加了会议,共十六人。会议除进一步研讨外,听取了宗之发去香港和台湾有关人士交换意见的情况汇报,并提出成立“批信局”等有关建议。初步决定由王化隆、杨道新、宗之发、李雄、邹莲、张子伊等六人组成研究小组,具体研究三次座谈会的有关方案,以供下次会议讨论。

这时,林孝祥兄妹来京。他们想到父亲林卓午曾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促进西安和延安的通邮作出过努力,应该继承父志。四月二十二日,林氏兄妹及家人到了福州,向当地邮电管理局献出珍藏了四十一年、周恩来为林卓午亲笔题写的“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字幅。福建邮电管理局即派员陪同林孝祥、李莲夫妇到京,将周恩来题词送交邮电部。参加对台通邮座谈会的同志大半与林卓午认识,所以也出席了邮电部举行的褒奖仪式。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民革中央举行茶话会欢迎林孝祥夫妇,民革中央副主席饯昌照、常委覃异之、谭惕吾等参加了茶会。会议由我主持并讲了话。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我向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递送了“关于成立对台通邮研究小组的请示报告”。与此同时,我在报刊上一再呼吁两岸通邮。这些文章大都在香港和海外报刊登出、广播或转载。台湾当局在两岸人民的敦促下,终于允许由台湾红十字会转信。[注4]

一九八○年元旦,我向台湾广播,呼吁通邮:“在历史上,很多处于交战状态的两个国家,始终保持着邮务上的信件往来。”“三十多年来,骨肉亲友不能团聚,信函问讯无处通达,这是完全违反世道人情的事情,该多么令人痛心!”我在《要把“国脉所系”的大事办好》一文中写道:“周恩来同志的这一题词,高度概括了通信事业在国家、民族的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巨大作用。”[注5]一九八一年,我在《愿海峡两岸早日互通佳音》一文中写道:“‘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先声,通邮又是’三通’的先声。”“事实上,间接通邮一直在通。”“为什么要让两岸同胞为通一封平安家信有的竟要绕半个地球呢?”并提出“每周互发‘亲人邮袋’一次,由香港邮局转发,交换邮局暂定大陆北京、台湾台北”的具体建议。[注6]一九八七年我又呼吁“香港设立民间邮包互换站”。[注7]在台湾由红十字会转信后,我又撰文建议“两岸红十字会在厦门和金门之间交换信件”。[注8]凭我多年从事邮电工作的经验,深感每天成千上万封信件要由红十字会过一道手,工作量太大;何况信件仍要转交邮局由双方邮递员送到收件人手中,实系多此一举,谅必不会持久。直接通邮指日可待。我在民革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这个精神作为讲话的主要内容之一,香港报刊登载了这段内容。

早在一九八○年十月七日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就“决定明年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决定说:“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9]筹备会主任委员叶剑英,副主任委员宋庆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邓颖超、乌兰夫、韦国清、彭冲、廖承志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同志都参加筹备工作,屈武为秘书长。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民革中央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屈武主持大会,胡绳作了报告。九月三十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九点进一步阐明关于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并建议两党对等谈判,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十月九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叶剑英主持大会,胡耀邦发表重要讲话。这天,我在人大会堂听了胡的讲话,有两点印象最深。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做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对于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抱着崇高的敬意。”“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崇敬和怀念,至今仍然是把中国大陆和台湾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精神纽带。”[注10]又说:“我今天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热烈欢迎。”[注11]

这在我思想上引起两个想法:1.在这次大会后,我再次建议成立孙中山研究会;2.叶帅的九条,胡耀邦的邀请,必然会在台湾引起反响,今后回来看看的“三胞”必将倍增。我把这两种想法对吴茂荪说了,他表示同意。我说:“今后民革要大力做好‘三胞’工作。”“这次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活动,邀请了不少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外人士,其中很多人与民革同志有交情,频繁接触是开展‘三胞’工作的好机会。”吴说:“我们民革准备举行一次招待会,为了开展‘三胞’工作,会议的规模不妨再扩大一些。”

十月十二日下午,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招待来京参加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国内外来宾,共五百余人。这样的盛会在民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王昆仑主持会议,我根据叶剑英的九条和胡耀邦的讲话精神在会上讲了话。孙穗芳、李默庵、宫崎世民等先后在会上发言。这次茶会有几十位贵宾参加,对外、对台的影响很大。在中共中央希望台湾各界人士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的号召下,通过他们影响一大片“三胞”络绎不断回来探亲、观光、扫墓。这次盛会无疑为民革开展接待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把对台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时,前台大教授梁容若和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顾问马璧教授先后回来定居;黄植诚驾机起义回归(以后李大维、王锡爵等相继驾机来归)。一九八二年,余汉谋的胞姐由港回穗度晚年;杜聿明逝世后,其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回来奔丧;著名教授范寿康从台经美回国定居;原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李汉魂偕夫人吴菊芳来大陆访友;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钱歌川携女儿回来观光;以及罗榕荫、贝聿昆等先后来到大陆。

一九八二年五月,民革中央在厦门召开祖国统一工作会议,由贾亦斌主持,来自二十四个省、市民革组织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一九八三年以后,响应号召回来的“三胞”越来越多。

一九从三年六月四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六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接见杨力宇时的谈话;一九八四年元旦邓颖超的讲话;一月十三日赵紫阳在旧金山的讲话和在国庆三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直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邓小平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提出五十年不变。这一系列有关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引起台湾形势的大变化。台湾和海外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和组织讨论有关祖国统一的途径和建议;“三通”明不通暗通的发展趋势非常之快;赞成统一、呼吁“三通”,并成立有关促进机构的日见增多;所有这些,客观上都在迫使台湾当局走坐下来谈判、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的道路。

与此同时,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发表了《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提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承认国民党正面抗战的作用;接着香港、澳门问题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国家发布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既往不究的法令。由于民革接待的“三胞”,基本上都是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及其家属、亲友和后代,我就听到不少人对此流露感激的心情;收到一些来信提出对和平统一的建议。政策的威力对争取人心来说,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一九八七年五月,贾亦斌、王奇、张子伊、陶祖平等一行赴杭州召开“一国两制”理论研讨会,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派代表参加,提出了一百多篇论文,有的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民革中央祖统会汇编成册(油印本),作为内部材料供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参考以便进一步探讨;并发送有关方面,得到中共中央好评,认为是“一次很好的参政议政”。民革中央副主席徐启超到会讲了话;许宝骙、蔡义、江出差到杭州,有时也参加会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蒋经国终于在岛内外的压力下允许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九年以来的一大突破。随着台湾同胞的大批涌来,民革在接待工作上将出现一个新局面。祖国统一形势的迅速发展主要是中共和国家政策的正确,“一国两制”方针的深入人心,我们民革在接待中的交谈对宣传政策,争取人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在接待工作中了解不少台湾亲朋故旧的情况并托捎口信问好。在交谈中还听取不少对于统一祖国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及时反映,以便国家在制定有关政策时参考。为了供各级领导同志及时了解台湾情况,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还编印《台情资料》。在一九八八年里,祖国统一的形势将有进一步的发展,民革的祖国统一工作也将进一步创新局面。

 

注释:

1.见《祖国统一,人人有责》北京出版社版第7页。

2.同[注1], 第7-8页。

3.同[注1], 第10-11页。

4.《我与民革四十年》一书截至1988年元旦,所以谈到台湾红十字会转信为止。

5.见民革中央《对台宣传稿选》第一期第19页。

6.见1981年12月12日《团结报》。

7.见1987年6月《团结》杂志第8页。

8.见1988年4月9日《团结报》

9.见1980年10月10日《团结报》

10.见1981年10月10日《团结报》。

11.同[注1], 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