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是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时间: 2008-09-24 | 文章来源: 民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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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到处是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十年来,我先后到过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陕西以及海南岛等很多地方组织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与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贯彻,地方组织各具特色,颇有成绩,到处是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有:

一九八○年六月四日,民革中常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地方调查研究。我与贾亦斌、张子伊、黄业麒四人赴广东地区。到了广州之后又吸收地方民革的方少逸、何宝松、余震、骆炯坤组成工作组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我们在广州召开了四化服务、对台以及组宣工作等一系列座谈会,为期两周。余、骆也在招待所同住同吃,有时就在招待所开会。这次下去,正值炎夏,招待所没有空调,大家挥汗开会办公,但收获很大。

1.据当地有关方面汇报:由于“左”的干扰,已落实政策的仅占60%,还有40%正待加紧落实中。因此,我这次下去花在落实政策上的时间就最大,来信来访特多。因住地离市区较远,找上门来的人才少一些。

广东民革同志在落实政策后积极性很大,一些年老体弱的同志仍坚持上班。肖隽英、秦元邦、吴仲禧三老抱病在家犹关心民革。我们举行座谈会,凡接到通知的均及时赶到,很少有缺席、请假的。他们纷纷表示要把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感激化为报国的推动力,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实现四化的促进派、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促进派。当时广大成员和联系人士的精神面貌是十分感人的。

民革石歧县(现为中山市)支部汇报:当地是侨乡,“文革”中备受迫害,不少人去了港澳,民革成员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考验,没有一个成员离开故乡。广东省很多成员和联系人士受到迫害,经住了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

2.冯伯恒、徐舜英等引进出租小汽车、旅游车等不少项目,使我们感到开放政策的正确和民革在这方面的大有可为。广东毗邻港澳,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确有优势。

3.当时广东民革已接待了不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祖国统一也具有很好的条件。大家一致认为,香港是海峡两岸之间的桥梁,要做好祖国统一工作,必先发挥香港的桥梁作用,广东是桥头堡。要发挥香港的作用就先要做好广东的工作。

4.民革的组织路线是以原国民党中上层为主要对象和从机关发展两条,按那时广东的实际情况看,确有困难;加上不在职的成员也越来越多。当时《团结报》发表了题为《积极推动不在职的成员为四化服务》的社论说:“许多退休成员,原来在国家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时就是从事银行、财税、海关、邮政、市政等专业性的工作;在社会成员中,有的精通外文,有的长于书画,有的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门知识;应该说,有一技之长或有一得之见的,所在多有。他们‘报国有心’,作为组织,应当帮助他们‘效力有路’。”当时,广州的不在职成员就已经自动组织起来,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推广。

在广州期间,杨尚昆、习仲勋先后来看我,我分别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他们都希望我到深圳、珠海两个经济区去看看。

六月底,我们一行到了深圳。那时,深圳尚在建设中,蛇口工地则刚刚“三通一平”。七月初到达珠海,贾亦斌因接待外宾未同行。珠海原来基础比深圳好,但尚未开始建设,仅听当地同志汇报远景规划。我们坐小汽轮从湾仔启航,绕澳门一周观看市容。当时,我深感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开发很有意义,前途不可限量。

深圳只有三个成员,珠海听说也有成员,但没有见到,我们希望尽早在那里建立组织。这件事交由方少逸、何宝松与当地有关方面联系,促其实现。

从珠海回广州,与贾会合,一行八人到翠亨村瞻仰孙中山故居。时已七月下旬,驱车赴翠亨村途中遇倾盆大雨,溽暑尽消。

这次访谒孙中山故居,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故居爱护备至。十年浩劫,不仅没有破坏,反而有了扩建。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到过翠亨村,对中山故居的维修扩建、文物保护,以至陈列馆的布置和充实,都提出过重要意见。故居的房屋、文物、图片都保存完好。故居周围绿树成荫,芳草似茵。一八八三年孙先生从檀香山携回手植的酸子树、孙先生童年听讲太平天国故事的旧址以及类似的遗迹也都已经过精心整修。

中山故居的陈列馆是一九六六年开始扩建的,呈回字形,气象一新。接待室也是新修的。去年侨胞、外国友人来参观的就超过十万人。这一天大雨滂沱,接待室里却依旧坐满了人,对此,我们感触很深。我想,这么大的雨都挡不住他们的访谒,足见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那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不仅为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所景仰,也受到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友人的崇敬。我们更应该发扬先生的精神,加强宣传,这是民革所能发挥作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归途中,想到在闭关锁国的年代里,我在南京中山陵获悉来谒陵的有三十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其中有政府代表团、也有文艺工作者与和平战士们。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到中山灵堂献过花圈;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也到过这里;作家们、诗人们也以他们美丽的诗篇歌颂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上海,也有很多国际友人在中山故居的签名簿上用各种不同文字签下的名字和充满敬意题词。人们就这样缅怀着孙中山先生。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以及其他老一辈民革同志尊敬并继承孙先生的遗教,奋斗了一生。这个传统我们要代代保持下去。回京之后,我就呼吁、建议创建“中山研究会”、“中山文化中心”等,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重视和支持,终于成立了有关组织和开展了有关活动。贾亦斌后来到溪口进行调查研究,向中央建议在中山市和奉化市建立民革组织,得到批准,很快就付诸实施,石歧县支部相应改为中山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春,我与贾亦斌、陆象贤、朱培根、张子伊等二赴深圳。三月四日,我们到达武汉,陶述曾正在外地视察,连夜赶回与我们见面,畅谈了民革工作。三月十五日,民革武汉市委会组织的首义书画社成立并举办书画展。肖作霖主持了开幕式。我们一行到会祝贺,我为画展开幕剪了彩,参观了书画展,并为首义书画社题词“振兴中华,统一祖国”。次日,又应陶述曾的邀请到辛亥首义遗址、武昌阅马场红楼参观了湖北省民革和工商联合办的首义业余学校,并慰问师生。该校创办于一九八一年春,当时为武昌区二商局所属单位培训财会干部。我们参加了它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

这是我第三次到武汉。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第一次到武汉后,我主持召开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发起人大会,产生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有三十个省、市及海外,包括全国联业、产业部门和特种工人参加,盛况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所罕见。这次活动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我时年三十三岁。

一九七五年五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由女儿培英从黄石接回北京,路过武汉,住了一夜。这是第二次,时我已年近古稀。

第三次到达武汉,我七十七岁,培英随行,共逗留三天,住在东湖宾馆。我们抽半天时间参观市容。八年来,武汉三镇的建设发展很快,一派欣欣向荣景象,黄鹤楼也在新建中,与八年前我第二次来此时大不相同了。走到中山路、江汉路一带闹市,培英想找我们当年住过一夜的旅店,遍寻无着,不知是拆建了,还是当年百感交集,匆忙中忘了方向。

三月十七日到达长沙,调查研究了民革湖南省委会的工作。程星龄陪我们上了岳麓山,在黄兴墓前合影留念。程与陶述曾一样,都提出引进新人以及如何继续发挥老同志们的作用的问题。

三月二十日到达广州,与方少逸、何宝松等共同研究了广东省的民革工作。三月底,方少逸陪我们第二次来到深圳。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楼林立,新屋连片,不少工厂已经投入生产,工农业蓬勃发展,旅游事业也很快兴起,列入全国先进行列,现代化的繁荣市容已经初步形成。离我上次来到此地仅仅三年多时间,其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我们仍住市委招待所。招待所也扩建了不少楼房,我们所住的就是刚修建的新楼,装修非常讲究。我每天凭窗远眺,只见施工中的大厦几乎每两天就建成一层,速度之快,上班之早,都是引人注目的。据了解,他们采取的是包工制,而且“奖金不封顶”。这办法的利弊以及能否汲取其中有益的东西用到全国各地,当时经济学家正在讨论。依我个人看来,正是深圳高速度建设本身体现了充沛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奋起直追的雄姿,大刀阔斧地进行体制改革,果断地实行了精兵简政、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广大包干的经济责任制和实行劳动工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和“大锅饭”,大大发挥了知识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调动了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好的经验都值得探讨和借鉴。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发家致富的门路。我们在深圳郊区的渔民村大队看到家家都住上别墅式单幢楼房,户户都有电视机、电冰箱、录音机等高档生活用品,平均每户存款达一万元以上(这是一九八三年的情况,现在又不知要提高多少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在接待我们时说:“现在大家真正看到社会主义好了。”

当时,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深圳可以建成一个类似香港的自由港特区。有雄厚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后盾,优越的社会制度作保证,必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深圳的自由港将比香港更美好。我应香港《文汇报》之邀写了一篇“深圳之行”的文章在该报发表。[注1]

四月九日,我们从深圳经广州、杭州到达溪口。贾亦斌因故未偕行。到了杭州,浙江民革何志斌、朱馥生等陪我们一道去溪口。我在四十多年前常到宁波,但到溪口还是第一次。

溪口,群山环抱,剡溪九曲,景色绝美。这座已有千年历史的山区集镇,在我国近代史上以蒋介石父子出生于此而闻名遐迩,更由于祖国正处于由分而合的特殊历史时刻而受世人瞩目。

车过武岭门楼,看到内外楼额上各有“武岭”二字,分别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蒋介石的遗墨,油漆一新,分外引人注目。两位老人作古他乡已经多年,遗骸尚且不能回归家园与先人同在,更使人感到祖国统一之迫切。据当地同志介绍,武岭有十景:奎阁凌霄、武潴浪暖、碧潭观鱼、屏山雪霁、锦溪秋月、松林晓莺、雷峰晚照、溪船夜棹、南园早梅、平沙芳草。

我们看了溪口镇的新建设、新设施;也参观了蒋母墓道和毛氏夫人墓以及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初期向地方干部发表演说的武岭学校旧址;看到了保存在蒋经国旧居小洋房内“以血洗血”的石碑。这些修葺一新的文物胜迹,都将留示后世: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多少惨痛的磨难,先辈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与统一曾经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我想,在不久的将来祖国和平统一时,溪口的河山胜迹将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在蒋氏旧居丰镐房,我读到马璧教授来溪口的题诗:“横海还乡送旧年,清和远足意欣然。剡溪口有新桥过,武岭头余古木妍;居旁乐亭怀旧识,茔封蒋母认遗篇。劝君早定回归计,惟有和平策万全。”马从台湾回来定居后,加入了我们民革组织,去年就来溪口。看来此地对去台人员很有吸引力,将来一定会成为台胞的旅游胜地。

在丰镐房报本堂东厢房,我会见了不少蒋家亲人故旧,并与他们进行座谈。如九十高龄蒋经国的姨母陈志坚、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汪日章、丰镐房老帐房唐瑞福以及毛翼虎、沈贻芗等十余位。他们回忆了不少旧事,也谈了一些意见。这次座谈会有二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极深:

一件是,听当地政府负责同志的汇报:奉化县的去台人员较多,他们在当地的亲属约七百多户,三千一百多人。过去因为“台湾关系”受到程度不等的委屈,所以落实台属政策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对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对查抄物资坚决退赔;对私人房屋尽量退还,一时退不出的先定所有权,限期归还原主;因“台湾关系”被开除公职的按实际情况加以纠正;生活有困难的酌予补助。同时还提拔一些符合条件的去台人员亲属担任领导职务,其中一人当选为副县长,六人被选为人民代表,十一人担任县政协委员。

另一件是民革宁波市委会主委毛翼虎介绍说,宁波市民革成员何国涛和张明镐访问了蒋氏亲族故旧多人,终于查明了蒋母身世,由何撰写《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纠正了《金陵春梦》所谓蒋介石生父姓郑,蒋小名郑三发子,蒋幼时随母从河南逃荒到浙江等等虚构之事。该文的发表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这说明,实事求是的做法是最得人心的。

中午,我与蒋氏亲属等在丰镐房共进午餐。饭后稍事休息启程赴宁波换车迳回北京。

 

注释:

1.见1983年4月16日香港《文汇报》。